近日，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建筑师褚冬竹，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总建筑师牛斌，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执行总建筑师杨旭，一同受邀参加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实践》杂志“立体城市：中国城市设计30年”特辑专访，讨论立体城市在中国的发展与未来。褚冬竹在访谈中讲述了自己对城市设计的理解，结合2003年至今20余年的城市设计研究和实践经历，从地下空间、新旧城区、(高密度立体城市中的)公共交通、立体城市演进、精细化城市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专访内容摘录

    城市设计

    1.作为建筑师，您对城市设计的关注因何而起，您认为哪个项目或事件可以算得上您开始参与城市设计的契机？【必答】
    褚：对于城市设计及空间立体利用的触动和关注，还要追溯到我在2003年留校工作不久参加的一次设计竞赛。那一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刚刚攀升至40%，整个国家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新一届中国建筑学会“中国青年建筑师奖”设计竞赛启动，题为“西安市明城墙北段连接工程”。与往届竞赛聚焦于明确的单体建筑不同，那年的命题更为开放，将视野放置于“城市”——如何将西安火车站前一段有500余米缺损的古城墙连接起来。
    这个命题蕴藏了太多引人深思的空间，正如赛后有媒体评述，这次竞赛“可以反映出除了建筑手法以外更深层次的哲学范畴的思考”。面对题目的头几天，天天萦绕在我脑海里的不是“怎么连”，而是“为什么要连”，什么才是响应这个城市命题的恰当答案？反复思考后，我选择了放弃地上实体模仿连接，上下镜像翻转古城墙断面，转而挖掘城市地下潜力，释放更多地面公共空间，为北侧火车站和未来地铁站点提供地下接口。最终，借用建筑工程通用的正负标高定义，将方案主题定为“负城墙” 。
    数月后，结果揭晓，“负城墙”方案荣幸入选10名优秀奖行列。还记得，在同年9月的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学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学术年会上，彭一刚、布正伟、顾奇伟、程泰宁、卢济威等前辈大家的点评和鼓励，庄惟敏、韩冬青、钱方、李兴钢等更年轻一代建筑学家的犀利研讨以及获奖青年建筑师们的思路交流。整整一天，我都沉浸于对城市、空间、文化、历史、人、地域性、全球化的畅谈与思索。这对于一个浅薄青涩的年轻人的意义非同凡响。
    如今，城市空间的地上地下立体利用早已是热点，城市设计的要义和实践也越来越广泛。这些年，我持续热情地参与到关于城市研究、城市设计、地下空间、公共交通与立体营造等议题中，和那一年有着直接的关联。
    那次竞赛后的数年，我先后到加拿大和荷兰的高校、事务所访学与工作。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城市的发展演变，不断促使我将城市研究理解为一种基础性自觉，也更视为建筑师的一种机会，在强烈的异域比较场景下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差异性实践。在荷兰期间，我将对不同荷兰城市、设计理念的观察分析写进了文字，回国后出版《荷兰的密码：建筑师视野下的城市与设计》一书，也成为我更深一步理解城市空间生产机制，酝酿精细化城市设计理念和实践的契机。

    2. 立体城市设计理念具体应用在在既有老城区更新和新片区开发项目中时，有何不同？在激活老城区的同时，如何做到历史文化和时代文化元素的融合？这种融合对于市民关于城市的身份认同和宜居宜业体验有何影响？【选答】
    褚：新旧城区立体城市设计理念应用的最大不同，在于新旧城区空间系统生长演进的特征差异，粗略地讲，就是“创造”和“塑造”的差异。
    在新城区，立体城市理念有利于建筑、环境、基础设施、自然生态体系等形成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并在各尺度不同的体系间形成积极的衔接和链接。由于用地、空间、布局相对可控，各要素有机会在相近时间段内建设成型，能够一定程度自上而下、从无到有地“创造”新的城市立体系统。
    在老城区，由于既有条件的差别，在更新、改造、优化的过程中，必须将基础条件作为城市更新的问题起点和启发方向。若单就目标诉求而言，新旧城区其实并无本质差异，但由于基础条件限制，更精确地说，在旧城中所需要的新创造应为“塑造”。“塑造”，除了词典释义“用语言文字等艺术手段描写人物形象，或者用石膏、黏土等做成人或物的形象”外，引申之义还应包含利用颜料、水墨、木材、金属等各类不同的载体物质，最终达到超越物质原始价值的目的。此处借用该词的目的是明确旧城更新中必须强调的“条件”和“素材”。同时，塑造中是包含创造的。创造是塑造过程中形成新价值的关键。在背景、历史、条件、机会、愿景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旧城范围内的设计命题是基于各类约束的再创造过程，也是基于原条件、原载体加以设计提升、价值重塑的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与艺术家、文学家不同，建筑师所面临的素材本身，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自身存在历史逻辑，建筑师所需要的塑造，是将其纳入新系统中而赋予当代意义上的新生命和更可持续的生命历程的可能性。
    基于这个认知，再讨论“如何做到历史文化和时代文化元素的融合”便有了明确的判断。若没有负责任的认知、恰当的表达形式，即使再有价值的历史文化元素，都有可能被忽视、尘封、荒弃甚至破坏，这是在飞速发展时代各地并不罕见的现象。历史文化是城市记忆的载体，更是新发展需要珍视的难得“素材”，在城市空间生长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更是“市民关于城市的身份认同和宜居宜业体验”的承载物。例如，我曾在四川自贡市富顺县古县城复兴城市设计中，以“四山一湖一江”自然景观环境和文庙、千佛寺等历史文化遗产为设计立足点，很多创新场景直接源于现场多次踏勘所寻觅出的山水间的实际立体视线关系，最终实现城市环境、人文记忆、生态系统、经济活力的多元复兴。

    3. 高密度的立体城市对于城市交通会造成哪些影响？城市交通规划与项目规划设计如何衔接？在高密度立体城市开发中优化城市交通、提升人行体验，有哪些设计理念和相应手法？【选答】
    褚：“云间铁瓮近青天，缥缈飞楼百尺连。”高密度城区（通常为城市核心及重要节点）是一类关于“物质”和“流动”的重要敏感域，必须依托包含步行在内的完整交通体系，才能有效承载各类服务的生产、交换和消费。
    这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一体化优秀实践涌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立体化组织更成为立体城市发展的催化剂和基础，能够积极缓解平面空间承载压力，为城市开放性和公共性提供竖向可达性支撑，实现城市空间立体整合，其效能主要依赖于五个关键（五组关系）——“快慢衔接、高低联结、内外密接、显隐转接、刚柔熔接”。下面我略谈一下“显隐转接”和“刚柔熔接”。
    显隐转接：“显”是指直接呈现于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公众视觉方便可达的各类交通形态；“隐”则指除了显性交通形态之外，包含于不同空间、不易被公众视觉直接观察到的交通形态。城市交通体系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从显到隐（显隐并存）的过程，如从地下公共交通（空间层面上的物理隐藏）到网约交通联系（基于远距离终端定位的距离隐藏），都表现出这一特点。当前，人们已广泛而熟练地利用信息网络、移动互联技术发现原本需要肉眼或亲身体察的目标点。“隐形”交通形态，“显”与“隐”之间的转换、接驳，交通与目的地之间的联系，成为高质量服务城市节点的重要新支撑。
    刚柔熔接：“刚”是指立体城市中那些范围清晰、职能明确的功能体、交通线、服务核。这部分内容是实现城市效能的基本保障和刚性组成部分，通常也有明确的产权属性和刚性边界。“柔”是指将若干刚性部件要素联络组织起来，具有一定可变性、柔韧性的公共空间或非目的性慢行路径。“熔接”是希望通过借助“固体熔化、金属冶炼”之义，强调刚柔之间紧密、熔合的导向。

    未来展望
    4.您认为立体城市设计未来会如何演进？在您的研究领域中，未来可能涌现的创新方向是怎样的？城市核心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必答】
    褚：谈立体城市设计之前，先谈谈立体城市演进，一条需要讨论、打破既定规则的城市演进之路。以重庆为例，在这个越来越被视为“魔幻”的天然山水立体城市里，大量城市空间、交通设施、建筑组群变幻多端，呈现了其他很多城市空间中少见的独特性。而这样的独特性恰恰是表面看似突破规则而呈现。我曾在《无理重庆》一文中，借用如π、e等无理数的涵义来阐释重庆的城市空间特征。
    之所以在回答关于“立体城市”的提问牵出对“理”的讨论，是因为立体城市营造具备高度的创造性和探索性。客观地说，立体城市首先应当被视为一种资源需求。若无紧迫的人地矛盾、观景或标志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环保、效率等关键诉求，其实最自然、最便利、最奢侈的选择恰恰是“非立体”，最大程度占有土地的“贴地”生活。换言之，立体城市本身并不是追逐的目标，而是通过城市的立体建构，在各类现实条件下，一种促成更为理想的生产生活、实现城市空间高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手段。
    因此，我对问题的回答很平实——让立体凸显水平、让空中感知地面、让地下享受天空、让竖向赢得效率。此时，立体城市必须“有理”，必须承载城市发展是为人服务之理；立体城市设计必须“有道”，必须尊重专业伦理和初心目标之道，创造性地谋划空间，切开城市各类空间常规模式之间的缝隙，创造出看似“无理”，实则依据清晰、人性化有效的新型空间。
    关于未来，我最关注的应该是城市空间的演变致因及其机理。当下，新兴科技革命正在从更隐蔽的基层改变人感知和使用城市空间的方式。如果说上一个世纪的城市变革是“物理”属性，那么正在发生的剧变则含有明显的“化学”属性——这场变革是内在“分子层级”和逻辑推衍的剧变，而形式则是它呈现出来的表象传达。要更好实现对城市空间的优化，对这场“化学变化”的机理、规律的理解，直接影响设计终端内容的输出。
    未来的城市核心区，正是在新兴技术支撑下，悄然改变原空间需求格局，形成结构性的重新整合，其价值将进一步凸显，在实体功能不断趋于丰富、交叉、互动、高效、集约、立体的发展基础上，更具安全性、舒适性、生态性、体验性的外部公共空间、慢行体系、自然要素应重新回归并与都市共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正如人类自身机体自然进化过程，局部器官或组织的主动“退化”实则是生存效能整体“进化”的结果——“退”与“进”可以智慧共存。相关理念不妨参见《城市更新“退型进化”现象、机制与前瞻》（建筑学报，2016），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您认为“全流程精细化城市设计”中的全流程设计有何重要意义和具体目标？如何确保设计的全流程性质在实际实施中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可以结合重庆市设计院在立体城市设计中的优势与特点来阐述。
    褚：我结合《精细化城市设计》一书的写作回答。精细化城市设计中，全流程的意义在于通过将城市设计视为贯穿始终的技术工具与导控方式，能够在目标与结果之间建立更有效、更具链接性的关联方式。《精细化城市设计》尝试提出一条简明流程——专题精研、专策精深、专管精控。以“问题显微”为工作基调，强调对特定空间、特定人群、特定问题进行深度剖析，通过“专题-专策-专管”递进相扣的“三专”线索，目标直指城市空间综合效益的精明促升——针对城市特定空间范围内的任务专题，通过城市问题的精细剖解、设计目标的精确制定、干预对象的精准确立、要素系统的精密整合，提出空间营造或优化的专项策略，并依据专题研究目标和专策成果内容进一步形成专门化管控实施方法的全流程城市设计工作。基于设计成果，需要运用市场、政策、法律、自治等手段，通过量化城市管理目标、细化管理准则、明确职能分工等方法，实现深入、精细的管理模式，进而形成的一系列专门化、精细化管控方法和技术制度，作为对城市设计成果的落实与保障。
    自1950年正式成立以来，重庆市设计院的发展轨迹和技术特长便与这个立体城市的山水、历史、文化、经济紧密关联。1983年获批的《重庆市总体规划（1981-2000）》基于山地大城市特点，正式提出“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簇群聚集、立体发展成为当代重庆发展重要方向。除山地建筑外，重庆市设计院创新性地设计了众多提升山城效率、立体复合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如国内第一部城市客运电梯——凯旋路电梯（1986年3月投用），有机结合山地建筑，创造性地解决了30米高差的竖向交通，时至今日仍在正常服务市民，30多年累计运载量超过1亿人次。作为立体连接上下半城区域的重要公共交通工具，凯旋路电梯已被列入了“重庆市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录”，成为见证城市现代化立体发展的生动映照。
    在近两三年工作中，我们针对城市发展新阶段、新标准，有意识将精细化城市设计思维与方法进行应用，并凭借设计院相对完整的立体城市营造技术链条，进一步探索“两条路径、四个追问、五类成果”质量检控行动，力求将设计职能从“局部环节服务”向“完整流程把脉”转型：
    两条路径：在践行“专题-专策-专管”技术路径的同时，强化对“策划-投资-运营”经济路径的融入。两条路径紧密交织、相互支撑，共同促进更高质量、更易实施的复合型成果输出。
    四个追问：即“解决什么问题”、“应用什么方法”、“提升何种价值”、“如何保证有效”。四个追问贯穿全程，分别对设计前期、中期和后期的若干技术节点和阶段成果进行多重回溯、自我检验。
    五类成果：即“空间形态成果”、“运营方式成果”、“科技创新成果”、“理论学术成果”、“行业导向成果”。五类成果指向明确，其内容相互关联的同时又具有明显差异，既有层次依托关系，又有放射发散关系（即以设计任务“问题-解答”为核心，向“空间、运营、科技、学术、行业”五个方向放射发展），力求在完成经济生产的基础上，将设计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技术推力和表现形式。
    例如，在重庆渝中区挑花厂数字文创产业园设计中，在严苛的高密度用地条件下，方案将文创中心、文体中心、展演中心、公交站场、公共服务配套等功能立体融合，将步道系统、街角空间、立体绿植、多层交通等有机融合，面向城市多方向组织立体、自由、开敞的社交空间，有机串联形成了连续多维、具有地域特色、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公共场所，也探索性地建立在山地旧城区塑造增量型新公共空间设计方法。
    在重庆西站站前区城市设计中，基于车站背靠山体且近邻快速干道、大型立交，导致站城难融、联系不畅等突出问题，方案组织更大范围的立体综合交通体系，瞄准重点问题、基层问题，再推进系列专项策略与专门化导控建议措施，形成一套激发活力、持续生长的站城融合发展的创新技术路径。

    当然，上述目标并不能在所有的工作中完全呈现，时间上也存在先后次序。作为工作导向，它们引导重庆市设计院基于重庆山水立体城市的空间基因，探索将山地特色促进下的技术维度向更为全面的多维导向发展，将山地激发的当代城市空间生产得以系统性地全面展开。